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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内容1.成就南京第一人---张纮&诸葛亮
张纮是历史上第一个建议建都金陵的人，也是第一个明确提出今陵王气之人。根据张纮的遗言：“纮建计宜出都秣陵，权从之”，孙权都南京。南京的帝都由此开始。现在，苏州在端午节祭伍子胥。而张纮作为成就南京第一人确在南京鲜为人之。作为南京人，我们应当开始感谢张纮，开始纪念张纮。
南京的帝王气成说，追溯起来，应该始于三国时的张纮。这张纮是汉末广陵人，博学多才，贯通九经，深明诸子百家，但为人处事高雅，不喜为官。后来孙策听说了他的大才，力邀出山，他才出来辅佐孙策。孙策死后，他又继续辅佐孙权。就是在辅佐孙权期间，张纮建议孙权建都南京（时称秣陵）。《三国志》中载：“纮建计宜出都秣陵，权从之”。而且张纮为了说服孙权听他的话，还分析说：“秣陵，楚威王所置，名为金陵，地势冈阜连石头。访问故老，云昔秦始皇东巡会稽经此县，望气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故掘断连冈，改名秣陵。今处所具存，地有其气，象天之所命，宜为都邑。”这段话中张纮分析了南京的地势“冈阜连石头”，还讲了秦始皇的掌故，证明南京有“王者都邑之气”，然后还分析了当时的现状，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宜为都邑”。这就是说张纮那时就已经提出南京具有帝王气之说。这事情在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也有记载：“初，张纮以秣陵山川形胜劝孙权以为治所”。如此看来，南京被认为具有帝王气，以至后来逐渐被广而认可，再以至后来诸朝纷纷冲这帝王气建都南京，最终成就南京的十朝古都美誉，张纮实在是功不可没！南京真应该好好纪念他，按时下的潮流，也可以搞一个张纮纪念日什么的。
人们称南京为“虎踞龙盘”。这个称呼由来已久,据晋代张勃的《吴录》,刘备派遣诸葛亮到南京,诸葛亮叹道:“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帝王之宅。”
2.南京首次成为国之正统---司马越&王衍
永嘉元年（307年）九月，司马睿偕王导渡江至建邺。晋室政治中心，自此逐渐南移江左。西晋灭亡以后，江左的东晋政权维持了一个世纪的统治。
关于南渡，据知有如下三种记载。
《晋书》卷六《元帝纪》：“永嘉初，〔元帝〕用王导计，始镇建邺。”《世说新语．言语》“顾司空（和）未知名”条注引邓粲《晋纪》：“导与元帝有布衣之好，知中国将乱，劝帝渡江，求为安东司马，政皆决之，号仲父。晋中兴之功，导实居其首。”王导于南渡之事起了重大作用，
有“中兴之功”，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他当时还受制于司马越与王衍，不可能独自作出这件大事的决断。司马睿于越、衍，关系尚浅，也不可能决定南渡大计。所以，司马睿“用王导计”始渡江之说似嫌简单，不尽符合当时的情况。
《晋书》卷五九《东海王越传》：“初，元帝镇建邺，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东海王妃裴氏的家族地位，已见前述。妃兄裴盾为徐州刺史时，司马睿为安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二人共治下邳。妃兄裴邵辟司马睿安东府长史，与安东府司马王导“二人相与为深交”①。所以裴妃对于司马
睿、王导渡江之事，自然是知情而又关切，说她表示过这种意愿，是完全合理的。后来，东海王世子毗陷于石勒，下落不明；裴妃被掠卖，东晋既建，始得过江。司马睿为报答司马越和裴妃恩德，以皇三子冲奉越后为东海王世子，以毗陵郡为其封国，又以毗陵犯世子讳，改名晋陵。这些都
说明裴妃对于南渡是起过巨大作用的。但把渡江大事说成只是裴妃个人的意愿促成，也不妥当。
《晋书》卷八《王羲之传》：“羲之……父旷（一作广），淮南太守。元帝之过江也，旷首创其议。”案王旷为淮南之前居丹阳太守职。《晋书》卷一○○《陈敏传》谓敏起事后，“扬州刺史刘机、丹阳太守王广（旷）等皆弃官奔走。”王旷与刘机曾经同治秣陵，他们商议军情的文书，今天还保存了一些片断②。关于王旷倡议渡江之事，东晋人裴启所撰《语林》说：“大将军（敦）、丞相（导）诸人在此时闭户共为谋身之计，王旷世弘（旷字世弘）来在户外，诸人不容之。旷乃剔壁窥之，曰：‘天下大乱，诸君欲何所图谋？’将欲告官。遽而纳之，遂建江左之策。”①案
《语林》成书于哀帝隆和时，多载人士语言应对之可称者，“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其中偶有道及谢安的不实之词，为谢安所纠②。所记王旷建策一事，当时王氏子孙具在，未闻异词，应当基本可信。王旷建策，时间当在永嘉元年三月至七月，即陈敏败亡至司马睿初受都督扬州江南之命之间，地点估计是在下邳。
以上三说③，各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可以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排斥。它说明南渡问题不是一人一时的匆匆决断，而是经过很多人的反复谋划。概括言之，南渡之举王氏兄弟曾策划于密室，其中王旷倡其议，王敦助其谋，王导以参东海王越军事，为琅邪王睿司马的关键地位主持其事；裴妃亦有此意，居内大力赞助；最后决策当出自司马越与王衍二人，特别是司马越。《太平御览》卷一七○引顾野王《舆地志》：“东海王越世子名毗。中宗为越所表遣渡江，故改此（案指毗陵）为晋陵。”案表遣虽然只是一种形式，但不经司马越上表这一形式，司马睿、王导就无从被派遣过江，过江后亦无法统凭据。至于司马睿本人，如《晋书》卷五九《八王传．序》所说：“譬彼诸王，”权轻众寡，度长絜大，不可同年”，所以他在南渡问题上只能是被动从命，无决断权。
过江以后，司马睿也并不是江左政局草创中不可须臾离的人物。尊经阁本《世说新语》“元帝始过江”条汪藻《考异》：司马睿过江两个月后，“十一月，太妃薨为（于？）本国琅邪，上便欲奔丧，顾荣等固留，乃止。上即表求奔丧，诏听。二年三月，上还琅邪国，四月葬太妃，上还建康。”①这一详细的时间表，说明司马睿甫过江，即操持奔丧之事，并不因南迁始尔而抽身不得，循请夺情。这是由于坐镇江东，稳定局势，主要不是靠司马睿，而是靠王导。有王导在，有王导辅翼晋琅邪王司马睿的格局，江左政治就有了重心。这正是南渡后“王与马共天下”的具体反映。
“王与马共天下”并不像《晋书》卷九九《王敦传》所说那样，只是司马睿过江后王敦、王导一时“同心翼戴”的结果。可以说，过江以前已经具备了“共天下”的许多条件，过江以后始得有天下而相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