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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内容初春的清晨，细雨霏霏。这一年，全国各地不知道会有多少同仁兴奋或者被动地和我们一样策划着这么一个宏大的选题。一些报人，将电影一百年视为中国电影一个最关键的时刻， 如同学者导演们常常思索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关键的时刻，选择立场，给中国电影把脉”。
著名的电影人田壮壮说，“中国电影其实挺可怜的，就像一个独生子，兄弟姐妹不全，我们只有一种电影，缺少纪录片、动画片、恐怖片、喜剧片、科幻片……家族不兴旺。中国电影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或许是解决温饱之后所滋生出来的职业态度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电影工作者是遵守职业道德的，但也会有个别的人变质或者利欲熏心，而这些人有可能就会毁了中国电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东西，中国电影走到现在一百年了，也应该走明白点了吧！”
一百年电影历史的困惑
“在上海，真正研究电影理论的就那么几个，或许是因为没有什么出路，所剩无几的几个也改行去了别处。现在研究电影，急功近利的比较多，真的假的很难区分。关于中国的电影史，版本很多，都是各说各的，没有人去指出错误，认真考证。”
——戴中孚
和笔者一起策划这个专题的两位老人，都是中国电影的历史见证人。金大漠，上海政法学院毕业，上海电影最早的一批编剧。文革开始，因为电影事业的停滞，他开始致力研究二三十年代的电影，常常徘徊在附近的图书馆，饿了就啃两个馒头，所做的一切都来自于对电影研究的兴趣。戴中孚，早年曾在《劳动报》工作，后到制片厂担任编剧，期间也负责过电影宣传工作，是《中国电影大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影词条编撰者之一。
时间，总是有一种紧迫感。中国电影的历史，究竟哪里是源头？早期上海电影的胶片，在上海的电影资料馆都已经很难找到，即便是中国电影资料馆，最早的作品收藏也已经是1922年了，距离我们电影史的起源差了整整17年。中国电影资料的收藏和保存工作相当薄弱，许多珍贵的资料已经荡然无存了。我们现在纪念中国电影100周年，但是中国电影最早究竟是从哪里开始的却已经无从考证。为了这个栏目的名副其实，笔者和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陈山谈起了这个有关源头的话题，“我们一直在说的，中国最早的电影《定军山》，实际上谁都没有见到过，甚至连一张剧照也没有。电影史的说法也是口耳相传，没有资料可考。”
现实总是那么具有喜剧感，虽然我们郑重其事地在做一件事，但大前提却变得如此的脆弱。一头雾水的中国电影史，就这样行进了几十年。而课本，当我们看到关于现代电影的记录时，也不觉有些惶恐，许多亲身经历的事件被悄悄写进了新的电影史，并且不断失真，而如此平凡地就进入了历史，这份优越感在其它行业估计也是绝无仅有的事了。所幸，在这个多元的时代，我们有幸加入了这一体验和置疑历史的行列。
时尚元素，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海派文化的前瞻
出于对历史的尊重和对读者的体谅，我们不得不把视角从历史学家的专业深度回归到我们真正迷恋的电影——那些可呼吸可触摸的元素上。
有时候，作为上海的闻人，我们总是有这么一个迷惑，为什么上海本土的导演拍出的电影总是那么土，而真正的海派文化却被港台和海外的华裔导演传承发展得那么惟妙惟肖？时光流转了一个世纪，时髦的摩登元素在哪里？是石库门？老旗袍？还是吴侬软语？
“当时上海很多搞电影的人曾留学西方或者侨居国外，他们拍出的电影，当时被称作欧化，而据我们现在看来就是一种时尚。片中往往是中国建筑的外观，西式的家居布置。女性穿的除了旗袍就是不同于中国一般妇女的时装，生活用品包括茶具等等也很西化，这也是当时上海有产阶级真实的生活方式。一些国外回来的有钱人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现在上海的时尚文化还是这套元素的模式架构。”戴老如今已经八十多岁，但说起上海的流行和时尚，如数家珍。他西装革履的打扮和喜欢喝咖啡的细节，都透露着老上海电影人对这个城市的雕琢痕迹。或许，这也是一批香港电影人登陆上海，苦苦寻寻觅觅的一种感觉。
女明星——曾经不完全是耀眼的光环
和金老、戴老聊起对于他们来说也已经遥远的过去，那个时代的事情似乎早就是他们一生的梦境。对于那段往事，他们几乎是信手拈来。
原来，早期电影刚出现的时候，女性角色都是由男性反串的，这似乎也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从京剧到越剧，似乎男人和女人就只能存在于一个剧种，而这是否又为同性恋孕育了一种潜在的暗示？曾几何时，老外看到两个手拉手的中国女孩就以为她们是“同志”。就那么几十年，中国的文化在迅速革命性突围，从十年一代，到现在三年就出现了观念性的代沟，电影不知不觉充当了一个记录和预言者的角色。当然，这种关于“同性恋”的猜测并不是当时的场景，我们现在不是在演绎冲刺外国电影圈的电影，而是尽可能还原现实。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中国的女演员被称为“戏子”，她们和妓女的地位一样低下。于是，早期电影中，正当家庭的女青年都不愿意出来演戏，女电影演员也就不存在。1913年，黎民伟拍摄了短片《庄子试妻》，他自己反串庄子的妻子，而他的妻子严珊珊在片中扮演侍女一角，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最早拥有女性演员的影片。
此后，中国电影最早的三部长片《阎瑞生》、《红粉骷髅》、《海誓》中三位女主角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代女性演员。“从此以后，男性反串女角的历史在中国电影史上就宣告结束了。当然也有反串的名角还想继续演下去，但是大家看到女演员出演的影片后，就觉得反串的感觉很可笑。这个传统就被颠覆了。”戴老说。
这三位敢于当先的女性，在中国电影史上，成为了真正的前卫先锋人物。这三个最早的女演员身份各不相同。一个叫沈凤英，是当时著名闻人朱葆山的第五个儿媳，属于友情主演，在《红》一片后，也就不再出来演戏了。一个叫王彩云，她出身是从良的艺妓，因为当时良家妇女都不愿出来演戏，所以就成为了早期的一个非职业演员，出演《阎》剧。而另一个女子殷明珠，则出身于江浙书香门第，毕业于培养高级主妇的学校，喜欢骑马、开车、唱戏，片中的服装也都是她自己亲自设计的。当时她被称作“FF”（following fashion）小姐，意为紧跟时髦的女士。尽管如此，当时明星公司举办演员训练班的时候，还是很少有女性前来报名。当然，上海很早已经是一个文化开放的城市，在戴老的统计中，二十年代在电影中出现过的女性，有70％以上是高中毕业，而这在当时已经是很高的教育水准了……
电影是一个魔幻的世界，尽管在中国，电影的圈子其实很小，哪里都能看到你熟悉的面孔，但它可以挖掘的东西实在太多，如同一个充满惊喜和憧憬的宝藏。岁月在教科书中停滞，但却不该被刻板停滞。眼前是一张张黑白光影中真实的人像，他们的激情和才华，根本不亚于今天叫嚣乎东西的大牌导演们。甚至，你能从他们的文化前瞻中感受到中国电影的命脉、困惑和轮回。让我们静静地从他们的记忆中，体味一段已经被反复抽离的历史……
上海是最早与电影结缘的城市。早在1890年，上海的《申报》广告栏上，刊登过两则放映电影的广告：一是1891年1月14日，英国电影商人临时租用演昆曲的“三雅园”放映英国电戏；二是1896年8月10日徐园“又一村”放映“西洋影戏”。此后，欧美国家一些电影商人相继携带一些电影放映机和初期的试验影片，在上海闹市区的一些茶园经营电影放映业务。1908年上海才出现用铁皮和芦席棚搭建起来的专业电影院：一是由西班牙电影商人雷玛斯建造的“虹口大戏院”；另一个是中国人建造的“幻仙大戏院”，放映的仍然是那种残旧的实验性片断影片。1913年，由美国电影商人依什尔开设“亚细亚电影公司”聘请中国人张石川、郑正秋等组建“新民公司”合作，开始摄制《难夫难妻》等十多部短故事片。此后的1916年，由张石川、管海峰合资开设的“幻仙影片公司”摄制了一部4本长度的反毒片《黑籍冤魂》，这是一部除摄影外完全由中国人自办民族电影的第一次尝试。直到1918年，商务印刷馆成立了活动影戏部，才有了中国第一家民族电影的产业。
1920年后，随着明星影片公司摄制的《孤儿救祖记》在电影制作和经济效益上的巨大成功，极大刺激了当时正在寻找出路的民族资本。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十年中，仅上海一地，就先后开设了84家电影制片公司，摄制了520多部电影。上海的正规影院也多达二十多家。上海成为中国电影名副其实的电影发祥地。
中国第一部故事短片诞生
——郑正秋的处女作《难夫难妻》
虽然从1895年12月28日起，世界各国公认的电影时代正式开始了。但中国人自己拍摄电影，学界基本认定是从1905年才开始。这一年，北京丰泰照相馆主人任景丰因对拍电影感兴趣，便自购摄影机等器材，真正开始拍摄影片了。
丰泰照相馆摄制的第一部影片，是由我国著名的京剧演员谭鑫培主演的京剧《定军山》，其中“请缨”、“舞刀”、“交锋”等场面，是利用露天广场日光拍摄的。摄影师是该馆技师刘仲伦，摄制三天，共拍成影片三本。这部短片就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戏曲片，也是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电影。
而中国人自己摄制的故事片却姗姗来迟，直到1913年秋，才由张石川，郑正秋等人组成的新民公司，由郑正秋执笔为亚细亚影戏公司编写了一个抨击社会现实的电影剧本，即《难夫难妻》（又名《洞房花烛》），并与张石川联合导演了这部影片。郑正秋认为戏剧必须是改革社会，教化群众的工具。这个观点也体现在他编写的《难夫难妻》剧本之中，并选择以自己家乡广东潮州的封建买卖婚姻习俗为题材。剧本故事从媒人撮合说起，经过种种繁文缛节，直到把互不相识的一对男女送入洞房为止。具体地说，就是按照当时盛行的文明新剧的结构形式编写，大致是五场戏；一、乾家的家长共同商量要为长大了的儿子髻令娶亲；二、乾家托媒人说亲，媒人接受委托；三、媒人花言巧语，劝说坤家的家长把女儿标梅嫁给乾家，坤家的家长表示同意；四、乾坤二家择吉日成亲，大喜之日，一对素不相识的少男少女，像傀儡一样，任人摆布，结拜天地，送入洞房；五、一对少年夫妻（髻令标梅）成婚之后，过起了他们“难夫难妻”的艰难生活。
影片中七个主要人物围绕“结亲”一事进行活动，构成了一个颇为完整的、饶有趣味的故事。它明显地区别于在此之前拍摄的《定军山》等戏曲短片，也有别于外国人在中国摄制的《西太后》等短纪录片。但《难夫难妻》也存在着早期影片明显的幼稚性和简单化。如影片演员都是来自新剧舞台，他们的动作和表情完全是夸张的，导演技术也极其幼稚。据导演之一张石川后来回忆拍《难夫难妻》时说：“我和正秋所担任的工作，商量下来，是由他指挥演员的表情动作，由我指挥摄影机位置的变化。——这工作，现在最没有常识的人也知道叫做导演，但那时却还无所谓‘导演’的名目。我还记得，好像一直到后来办明星电影学校的时候，《电影杂志》编者顾肯夫君将“director”一字翻译了过来，中国电影界才有了导演这一名称。”（按：“导演”一词，实为陆洁所译。）又说：“导演的技巧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过，摄影机的地位摆好了，就吩咐演员在镜头前面做戏，各种的表情和动作，连续不断地表演下去，直到二百尺一盒的胶片拍完为止（当时还没发明四百尺和一千尺的胶片暗盒）。镜头的地位是永不变动的，永远是一个远景……倘使片子拍完了而动作表情还没有告一段落，那么，续拍的时候，也就依照这种动作继续拍下去。”由此可见当时拍戏的幼稚和缺乏经验。
据当年参加拍片的民鸣社剧团的演员钱化佛回忆说：“民国二年（1913年）的秋天开始拍摄，规定每天早晨八时起化妆，九时拍摄。化妆也只是脂粉，没有其他东西。还有道具、服装，完全由民鸣社剧团搬来应用，以省开支。布景简陋极了，墙壁当然是模板搭的，壁上的衣钩咧，自鸣钟咧，都是画出来的。甚至有些新式几椅，租价太大，便托纸扎店扎束。外景十有八九在郊区一带拍摄，所费不多……。”
据上海电影史料记载：“国产故事片《难夫难妻》（又名《洞房花烛》）在新新舞台放映，时为1913年9月29日至10月1日，片长30分钟。”这在当时，已经算是很长的了，因为有故事性，通俗易懂，颇受观众欢迎。
由于历史局限，第一部故事短片质量欠佳是可以理解的，但它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故事片。影片通过一对少男少女在封建买卖婚姻下的不幸命运，抨击了这种制度的不合理，这种主题是可贵的。郑正秋为中国电影片种、样式和创作方法开了个好头。这部影片是中国现代影片的开山之作。
郑正秋在这部影片摄制完成之后，因与张石川在艺术观点上不合，毅然离开了亚细亚影戏公司，又把精力放到创办大华新剧活动上。直到十年之后的1922年，在张石川办电影遇到危机时，郑正秋才又应邀回到电影创作岗位上来。他从此为电影事业献身，成就辉煌，成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垦荒者之一。
策划■黄灵
执笔■黄灵 戴中孚 金大漠